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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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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料2015年第7期


作者: 发布时间:2017-3-25
第一期: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问: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多次通报了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比如,8月31日,沈阳市纪委在通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案件中有3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问题;12月1日,教育部通报了1起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典型案件。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在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中有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问题。请问,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定?

答:2006年12月25日,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制定的《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规定》(辽纪发〔2006〕24号)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婚礼事宜严禁领导干部本人及家庭成员邀请或授意他人邀请其管理和服务对象、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外商和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严禁收受其礼品礼金;严禁动用公款、公物、公车。2005年5月27日,沈阳市委办公厅、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制定的《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暂行规定》(沈委办发〔2005〕24号)中第三条明确规定,操办婚庆、丧葬事宜,筵席规模不得超过15桌(每桌10人为限);操办婚庆事宜严禁动用公车,且迎亲车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0辆。生日寿诞、乔迁新居、开业庆典、儿孙喜庆等事宜,严禁将宴请庆贺的范围扩大到亲属以外,严禁收受除亲属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礼品。凡属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亲属的礼品也应拒收。工作变动、职级晋升、出国(境)等事宜,不得个人举办庆贺活动,不得收钱敛财。丧葬、生病住院等事宜,不得借机敛财。丧葬事宜不得搞封建迷信活动。

辽宁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整治人情随礼陋习的通知》(辽群组办字〔2014〕10号)中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尊重传统习俗,可以从简操办婚丧事宜,但应控制宴请规模,不准借机敛财;要抵制不良风气,禁止操办和参与职务升迁、子女升学、添子添孙、乔迁新居、生病住院、开工开业等宴请活动。”

《关于查处7起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嫁娶等喜庆事宜典型案件的通报》(沈纪办通报〔2014〕第5期)中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市纪委有关操办喜庆事宜方面的制度规定,操办婚丧嫁娶事宜必须严格执行宴席桌数、迎送车辆、参与人员等有关标准,不得分次操办、异地操办。”

问: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还有哪些要求?

答: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印发<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辽纪发〔2006〕24号)中指出,“一是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一定要由本人向组织进行报告,不得委托他人;二是严禁采取分批操办、异地操办等方式,突破规定的限制标准;三是操办婚庆事宜的,一定要事前报告,以便于有关部门进行监督。”

问:党政领导干部什么情况下可以参加婚丧嫁娶等事宜?

答:沈阳市委办公厅、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制定的《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暂行规定》(沈委办发〔2005〕24号)中第六条明确规定,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本人亲友之外的婚丧嫁娶等事宜,除经组织安排,代表单位前往祝贺、慰问和探望外,不得参加宴请和随礼。

  问:如果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怎么处理?

  答:根据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制定的《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规定》(辽纪发〔2006〕24号),如果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的,依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违规用公款、公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者由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报销、支付应当由本人或者亲属承担的操办费用的,依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违规使用公务用车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责令补缴相应费用,并依照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一百条的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上述中,对情节较轻的,给予党内警告或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情节轻微,不需要立案查处的,依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约谈或者诫勉谈话。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违反规定所收受的礼金、礼品,依照相关规定予以收缴或清退。

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问:如果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怎么报告?不报告怎么处理?

答: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制定的《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规定》(辽纪发〔2006〕24号)中第六条明确规定,办理婚礼等喜庆事宜(包括生日寿诞、乔迁新居、开业庆典、儿孙喜庆),事前10个工作日;办理丧葬事宜,事后10个工作日内,要将所办理的事项、方式、时间、地点、规模、用车以及其他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向本单位党委(党组)做出书面报告,同时由本级纪检监察机关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存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对组织予以答复的事宜,要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第九条明确规定,对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等事宜不报告或不按规定如实报告的,受理部门应以诫勉谈话、指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和补报。



专栏解读

深圳:“纪律在身边”专栏解读

婚丧嫁娶怎样操办不违规

  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要用纪律衡量党员干部行为。随着执纪越来越严,部分党员干部由于对具体的纪律问题把握不准,在处理事情时或踯躅不前、或违规逾矩。为进一步申明纪律、讲清规矩,从本周起,深圳市纪委与深圳特区报联合推出“纪律在身边”专栏,每周一期,由主持人“纪律君”就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关注的问题答疑解惑。

  我该怎么办?

  最近,某局的处长老张很纠结,儿子要结婚了,儿媳是本地人,亲朋好友多,亲家想多摆几桌,把婚事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纪律对领导干部操办婚宴有规定。到底怎么办才好呢?“纪律君”如是说:

  党纪对党员领导干部婚丧喜庆事宜有专门的规定。老张这种情况可以把握几个原则:第一,不要邀请自己的管理服务对象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人员参加仪式,或是收受他们的礼品、礼金;第二,不要用公款公物来办喜事,或者让其他单位、个人替自己付费操办;第三,即使用自己的钱,也不能大操大办,不要超过本地普通市民的规模和档次;第四,要提前向单位报告、备案。这样做,就能既照顾到风俗又不违规了。

  相关案例

2013年10月,某中学校长于某某为女儿操办“回门宴”,分两批宴请了教育局和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和亲朋好友等75桌共600余人,收取礼金6.8万余元。事后,于某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校长职务,其违纪所得也被予以收缴。

  延伸解读

  婚庆之外,党纪对党员领导干部本人及直系亲属的生日、乔迁、晋升、调动,直系亲属丧葬,子女升(留)学、就业、获奖等婚丧喜庆事宜也有这样的规定。这些事看似私事,实则不然。党员领导干部社会关系比较广,其中,管理服务对象和与职权相关的人员占了相当一部分。大量案件证明,如果没有纪律加以规范,人情就有可能被“权”和“利”扭曲。因此,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正常履职的朋友和下属,他们的好意可以心领,但人却不便到场,礼也不能收取。一切按规矩来,看似有些不近人情,实则可以情、理兼顾。把道理讲透,相信亲朋好友们会理解的。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5年6月30日)





典型案例

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宴典型案件

案例一:沈阳市交通局皇姑分局党委书记何金龙,于2014年6月29日、7月4日、7月10日,先后三次违规操办儿子结婚答谢宴,收受亲属以外有关人员礼金3万余元。何金龙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二:沈阳市浑南区沈抚新城国公寨社区(村)党支部副书记申恩存,于2014年9月13日,违规操办女儿婚宴,收受亲属以外有关人员礼金9000元。申恩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村党支部书记尹亮被诫勉谈话。

案例三:新民市人大科教文卫工委主任陶福祥和妻子徐丽华,于2014年7月4日、7月5日、7月10日,先后三次违规操办女儿婚宴,收受亲属以外有关人员礼金4万余元。陶福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四:辽中县六间房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王桂贤,于2014年7月16日,违规操办女儿升学宴,收受亲属以外有关人员礼金2900元。王桂贤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沈纪办通报》2014年第5期)

案例五: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地区人防指挥所主任科员刘少先大操大办婚宴问题。2014年8月31日,刘少先违规为其儿子超标准操办婚宴共计51桌。刘少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收取的礼金被收缴。(《沈纪办通报》2015年第9期)

案例六:武汉理工大学查处的该校网络教育学院原党总支书记肖鸿为其子举办婚宴收取礼金的问题。2013年5月1日,肖鸿为其子举办婚礼。肖鸿虽在婚宴前曾向学校纪委报告,纪委强调了廉政规定,并明确提出不能大操大办的要求。但婚礼当日,他仍置学校纪委要求于不顾,摆婚宴38桌,其中肖鸿的同事及朋友7桌,收取礼金25000元,在教职员工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武汉理工大学党委给予肖鸿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其退回违规收受的礼金。(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4年9月28日)

案例七:北京交通大学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副总经理杨金泉借女儿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4年11月8日,杨金泉为女儿婚庆宴请北京交通大学相关部门人员、后勤服务产业集团正式工、合同工及务工人员共计61人,收受同事及下属礼金45266元。杨金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退还收受的同事及下属礼金。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北京交通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王宏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5年7月6日)

案例八: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题。经查,2015年6月,王次在其女儿举办婚礼中,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并为婚礼服务(其中包括学校领导班子成员5人),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的廉洁纪律。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对王次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虽有要求但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并致辞,没有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逄焕磊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第一人,对王次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没有严格履行监督责任。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分别给予郭淑兰、逄焕磊党内警告处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5年12月1日)





党员干部违规操办生日寿宴、乔迁新居、

儿孙喜庆等事宜典型案件

案例一:铁西区长滩镇大兀拉村村委会主任尚其革操办乔迁宴违纪问题。尚其革于2014年3月22日举办乔迁宴,设酒席40桌,收受礼金计36900元。铁西区纪委给予尚其革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其违规收受的礼金计17900元。

  案例二:康平县沙金乡东扎哈气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晓平为其女操办升学宴违纪问题。李晓平于2013年7月18日操办升学宴,设酒席16桌,收受礼金25500元。康平县沙金乡党委给予李晓平党内警告处分,收缴其违规收受的礼金10700元。

  案例三:康平县小城子镇拉拉街村村委会主任王雪东为其母操办生日宴违纪问题。王雪东于2014年1月15日举办生日宴,共设16桌宴请亲朋及街坊邻居。康平县小城子镇党委给予王雪东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四:辽中县养士堡镇四王村党支部副书记高文启操办建房喜宴违纪问题。高文启于2013年10月20日操办建房喜宴,设宴30桌,收受礼金110900元。辽中县纪委给予高文启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收缴其违规收受的礼金61900元。

  案例五: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街道韩城村两委委员周佩华操办乔迁宴违纪问题。周佩华于2014年5月3、4日两次操办乔迁宴,设宴40桌,收受礼金计41500元。苏家屯区纪委给予周佩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其违规收受的礼金7200元。 (《沈纪办通报》 2014年第3期)





“办婚宴被免职”,果真有纪律无人情乎?

日前,一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为女违规操办婚宴被免》的消息引爆互联网,有人拍手叫好:从严治党再出重拳,表明教育系统对不正之风零容忍的态度;也有人忧心忡忡:为孩子办个婚礼也会被查,给柔软的人情罩上纪律的“铜墙铁壁”,稍有不慎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执纪如此之严是不是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正常的人情交往。古语说得好,“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正常的人情交往建立在纯粹的友谊之上,不含任何功利之心;而不正常的交往建立在利益勾连基础之上,利益关系一断,所谓的“友谊”荡然无存。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就是倒在了这种不正常的人情交往上面。

通报中写的明白,“王次为其女儿举办婚礼,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说白了,王次利用院长的身份为自己谋了个人利益。试想,如果王次不是合作院校的校长,对方还会给他提供“优惠价”吗?既然是有来有往,那这次“占了便宜”的王次又该用什么去回报对方呢?

其实,不少领导干部就是在这样的“人情交往”中走上不归路。或许,一开始他们真的是抱着纯洁的友谊去结交朋友的。但当他们禁不住诱惑,拿了朋友不该拿的“好处”,友情就异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作为交换,他们动用手中的权力,给朋友提供各种“方便”。公共利益在这样的“交往”中成了“感情”的筹码,予取予夺;秩序、纪律、法度遭到肆意践踏。

这么看,王次的落马其实一点都不冤枉,甚至还应该反过来感谢纪委的严苛、“不近人情”。因为“小事”被免职,总比摊上“大事”锒铛入狱好多了。

但党员干部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总不能为了不出事就放弃社会交往吧?那人情和纪律该怎么平衡?怎么把握其中的分寸?

首先,党员干部不同于一般群众,要以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和纪律守则来要求、约束自己。不久前,有个村主任为了给儿子办婚礼,不惜以辞职为代价,可结果仍然受到组织调查。原因就在于他舍了官帽,还有党纪等着他。作为党员本该带头抵制的民间陋习,他却为之“奋不顾身”。

其次,要把人情交际和工作严格划开界限。有时候,朋友恰好也是自己的同事、合作伙伴、服务对象等等,也就是说朋友具有了双重身份。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人情交往是很难实现的,相信没几个人能做到“只谈工作,不谈感情”,“就事论事、在商言商”。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回避原则,和朋友利益相关的事情一概不碰,这听起来残酷了点儿,但却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保护。

最后,“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人情不要碰。这个“明显超出”怎么理解?前两天中纪委在官网上已经说了:一是指在礼节上讲究有来有往,不能只来不往;二是指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的礼品、礼金价值。除此之外,正常的人情往来并不算违纪。

党纪严于国法,纪律是刚性约束,这是因为讲纪律、守规矩是党员应尽的义务。同时,在法律红线之前加上一道纪律的“防火墙”,这何尝不是对党员干部的爱护?更何况,纪律仍然给柔软的人情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体现了对人性和社会风俗的足够尊重。  (新华网 2015年12月2日)







履责,绝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对于党委和纪委负责人来说,牢牢扛起“两个责任”,离不开坚强的党性和使命担当,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必须时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从严的尺度去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不到这些,就逃不过被追责问责。

最近,朋友圈里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多少嘴上的忙,是言过其实的装。”正如虚伪的人生总会被无情地揭穿,嘴上说说、装装样子的“履责”也终究难逃被“火眼金睛”识破的命运。

这样的观感,从近日备受关注的两起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违规操办婚宴问题通报中再一次得到验证。

12月1日,教育部对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题进行了通报。除了王次本人受到严肃处理外,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因对其违规操办婚礼虽有要求但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并致辞,没有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逄焕磊因未予阻止,还亲自出席婚宴,没有严格履行监督责任,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无独有偶。在本报11月23日刊发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人社局原副局长罗安义为其子违规操办婚宴受处分的案例中,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晓东和纪检组长李忠虽然事先提出了限制桌数、人数的要求,但在参加婚宴当天,对罗安义违规大操大办的行为没有进行制止,而且分别“凑份子”1000元和500元。两人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提出要求,却不较真,说明什么?这几名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不是不知道纪律和规矩的尺度,但缺乏从严把关的责任心和动真碰硬的勇气,因此在监督上走了形式、在行动上打了折扣,把本该作为行为底线的“硬杠杠”视作“纸老虎”“空摆设”,眼睁睁看着党员干部“越界”也不去拉一把。

不但不阻止,反而亲自出席,甚至致辞、随礼,又说明什么?表面看起来是重情讲义、成人之美,但实际上却是对违纪违规者的默许、纵容甚至鼓励。长此以往,就会消解纪律和规矩的严肃性,让错误的行为愈演愈烈,最终害人害己。

两起案例警示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依然故我、无动于衷,将履行“两个责任”当作“走过场”,只是嘴上说说,根本没往心里去。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对于党委和纪委负责人来说,牢牢扛起“两个责任”,离不开坚强的党性和使命担当,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必须时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从严的尺度去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不到这些,就逃不过被追责问责。

“‘两个责任’今年一定要强化问责!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今年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释放出“严肃责任追究”的强烈信号,明确今年是问责之年。

勿谓言之不预,不是不教而诛。在近一年时间里,我们真切地听到板子落下的声响,感受到问责已经成为常态——

7月7日,湖北省纪委通报了7起落实“两个责任”不力案件。上到正厅级干部、下到副科级干部,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即使已经离开原岗位也逃不掉处分。

9月初,中央纪委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新乡市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问题的通报》并指出,要强化责任追究,层层传导压力,使问责成为常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从严治党就是要靠纪律管全党,没有问责不到的死角和盲区,而且越往后问责就会越严。各级党委和纪委必须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如果还是光说不练假把式,“两个责任”高高举起却落不了地,那么问责的板子就可能随时落在你的身上。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年12月3日)





“人情”不是违纪“挡箭牌”

——盘点福建省各地通报的违规操办婚宴典型问题

福建省浦城县纪委联合税务、工商等部门,对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开展专项检查。

节日喜庆、婚丧嫁娶本是传统习俗。然而,有些党员干部却打着“传统”、“人情”的旗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甚至为借机敛财动起了歪脑筋,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今年以来,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大办婚丧喜庆问题中的新情况、新动向,抓好利用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整治工作,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基层。本文通过对通报曝光的违规操办婚宴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强化警示、震慑,希望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带头抵制讲排场、比阔气、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率先垂范,自觉做移风易俗的表率。

案例1:分批宴请,隐瞒违纪事实, ,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河南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于2015年1月18日中午和晚上,在灌口镇李林村的家中分两次为其儿子举办婚宴,其中宴请管理服务对象22人,并收取管理服务对象的礼金1.36万元,婚宴过后在向组织报告操办婚宴事宜情况时,未如实报告。2015年8月26日,集美区纪委给予陈河南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其退还礼金。

遵从传统习俗、为子女操办婚宴本无可厚非,但作为党员干部,还要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从俭办理、移风易俗。然而,少数党员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花心思搞变通,并借机敛财,背离了传统习俗最初的本意。正如本案中的陈河南,他心存侥幸,玩起了分批宴请的伎俩,事后不如实报告,助长了陈规陋习和奢靡之风,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受处分可谓咎由自取。

陈河南事后这样写道:“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身为一名党员干部,应该将廉洁自律要求熟记于心,自觉抵制传统中的陋习。”

集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陈帆表示,陈河南置作风建设有关规定于不顾,而且隐瞒违纪事实,把正常的人情往来功利化,把传统的社会习俗恶俗化,把自己暴露在纪律的对立面,逾越了底线,最后挨了“板子”,教训可谓深刻。

案例2:欺骗组织,设法规避监督

尤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郑祖欣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向县纪委报备操办儿子婚礼事项后,在2015年1月2日为儿子举办婚礼时,超出报告范围宴请多名下属及管理对象,收受礼金1.12万元。2015年5月6日,尤溪县纪委给予郑祖欣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退还礼金。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除了堵车、“朋友圈摄影展”,婚礼扎堆也是假期里的一大特色。大办婚庆,一直以来都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的“四风”易发病、多发病、常见病。郑祖欣打着报备“幌子”规避检查,最终现出原形受到惩处,就是一个例证。

从福建省各地通报的情况中来看,像郑祖欣这样“相机选择”的党员领导干部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规避监督,自作聪明、翻新花样,故意含混人数、收礼不入礼单、异地分散宴请、“电子随礼回礼”,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为调查取证设置了不少障碍。

针对“四风”问题新动向,尤溪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施剑峰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转变监督方式、畅通监督渠道,紧盯宴请人数确定、管理服务对象划分、宴请申报情况比对、利益输送审查取证等关键环节,查清查实,对违纪问题坚决做到“零容忍”,严防大办敛财、奢靡攀比等问题反弹回潮。

案例3:私下设宴,由他人代传讯

漳浦县六鳌镇党委副书记陈志东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于2015年1月将其子婚讯告诉该镇计生办主任林开通,并经由林开通告知该镇各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及计生管理员,婚宴当天收受该镇27名村干部礼金共计人民币1.09万元。2015年2月15日,漳浦县纪委给予陈志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其违规收受的礼金,并公开通报批评。

赴喜宴、送红包……中国传统的婚庆习俗,原本是人们对新人寄予美好祝福的方式,可是有人却趁婚宴之机,利用手中的权力“捞一把”,漳浦县六鳌镇党委副书记陈志东便是其中之一。他自以为自己不邀请、由他人代为传讯就不违反相关规定,并借机收受同事、下属的礼金,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原本喜庆的宴席,混进权力的“杂质”,难免就变了味、走了样。人情风诱发“权情风”。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锲而不舍纠“四风”,一些党员干部因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被查处。但仍有个别像陈志东这样的干部,纪律意识不强,抱有侥幸心理,将“四风”问题、腐败行为装扮成正当“人情往来”,混淆了俭与奢、纪与情、公与私、廉与腐的界限,变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助长了人情腐败之风,带坏了社会风气。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棒喝叫停、动辄则咎,在习俗面前树立起“警戒线”。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漳浦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刘军表示,借人情“外衣”、行违纪之实的行为,其危害不可小觑,必须加大整治力度、从严处理,让违纪者受到应有的制裁,让想顶风违纪的人断了念头,让歪风陋习无容身之地。

案例4:欲说还羞,“朋友”心意不拒

寿宁县交通执法大队干部、县寿政公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组副组长刘伯向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于2013年1月3日在酒店大办婚宴,收取应邀8名平时接触较多工程标段管理人员的礼金5300元,收取未被邀请、前来祝贺的7名工程标段管理人员的礼金6000元;严重违反廉洁纪律,于2012年至2014年间收受工程管理人员赠送的购物卡2700元,以及中秋月饼、螃蟹、白酒等节礼。2015年7月29日,寿宁县纪委给予刘伯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1.4万元上缴国库。

人情交往中礼尚往来,可谓是约定俗成的规矩。面对不请自来的服务对象登门祝贺,刘伯向自以为“在平时工作中与所负责的各个标段管理人员之间来往较多,已经形成‘朋友’关系”,就收下了礼金。此外,他还把“朋友”平时送的小额购物卡、礼品之类,也当做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本案中,刘伯向自认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权钱交易,收点小钱、小礼没什么,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碰了底线。事实上,礼金、礼品看起来金额不大,可危害却不小。很多党员干部,就是被礼金、礼品一点点腐蚀,像温水中的青蛙,不知不觉坠入腐败的深渊,等到醒悟时已是太迟。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持抓早抓小,管到位、严到份,让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切实将严明纪律体现在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之中。”寿宁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陈作春表示。(《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1月9日)







婚宴邀请服务对象,纪律处分没得商量

“明知道不能大操大办,还是请了不该邀请的人。没有严格执行好相关规定,踩到纪律的‘红线’,我对自己受到处分心服口服。”12月2日,因为大操大办女儿婚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双丰村党支部书记孙小平向记者坦言。

今年6月,海宁市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孙小平违规为女儿大操大办婚宴。调查发现,4月11日,孙小平在家里为女儿摆婚宴26桌,宴请乡邻、亲戚、朋友等共264人。两周后,他又借用该村工业园区内的一家企业厂房另摆了21桌,宴请同事、镇干部、企业老板等共189人。两次婚宴共设席47桌,婚宴规模较大,参加人数多,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双丰村由四个村合并而来,个体经济比较发达,企业众多。孙小平当村干部多年,村里村外熟人特别多。他通过口头、电话或请帖等形式发出邀请,其管理服务的本村企业中有60余名老板参加了婚宴。

“来参加婚宴的企业老板中,那些以前没有过交往的我直接退还了礼金。还有些我以前参加过他们的婚丧喜庆活动并送过礼,我当时错误地认为,他们也只是来还礼,自己不存在借机敛财行为,应该问题不大。但没顾及自己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与企业老板交往过密,大操大办女儿婚宴,违反了纪律。”孙小平后悔地说。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2月3日)







一错再错大办宴席 “官”不大问题典型

——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八角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斌违纪问题剖析

“身为党员干部,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还顶风违纪,大操大办乔迁宴和满月酒,违规收受礼金,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说起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八角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斌违纪问题,当地的干部无不深受触动。

  2014年5月,为改善生活条件,张玉斌用多年积蓄,在邛崃市桑园镇艾河村中心村购买了一套住房。

  “张书记,新房子这么漂亮,得请大家喝几杯好好庆贺下啊!”经不住亲戚朋友和周围邻居的劝说,7月6日,张玉斌以乔迁为由,租用农家乐场地,违反有关规定,操办宴席36桌,邀请亲戚朋友及该村村民参加,并收受礼金3万余元。

  2014年10月,张玉斌的孙子出生。双喜临门的张玉斌,自然难掩心中喜悦。

  “老张,听说你要办满月酒,是不是得向镇纪委报备一下?”有朋友关切地提醒。

  “我们这种小地方,不需要那套,你看上次没报备,不也没发生什么事嘛。”此时的张玉斌早已将各项规定抛到了九霄云外。

  2014年11月8日,张玉斌在未向镇纪委申报的情况下,在家中操办孙子满月酒20桌,并收受礼金1.8万元。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2015年1月,张玉斌两次违规操办宴席的问题还是被群众举报到了临邛镇纪委。

  按照邛崃市有关规定,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必须作出书面申报,“本人及家庭成员过生日、迁新居、子女升学和满月酒、参军等喜庆事宜,不准大操大办,不准借机敛财……”张玉斌两次操办酒席,不仅没有向镇纪委作出书面申报,且酒席桌数远远超过相关规定,属于典型的大操大办。此外,张玉斌还收受包括村两委会干部在内的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我以为自己只是最基层的干部,纪律离我很远。尤其是第一次办宴席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更大胆了。现在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党的纪律,造成了不良影响,真是后悔莫及。”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临邛镇纪委给予张玉斌党内警告处分。

  剖析警示

  当前,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深入落实,党风政风不断好转。但仍有一些像张玉斌这样的党员干部心存侥幸,认为身处基层,组织对自己的监管就鞭长莫及。张玉斌第一次违规操办未被查处后又继续顶风违纪,这是典型的侥幸心理作祟。说到底,是他党性意识太弱,根本没把纪律、规矩当回事,没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最终逾越了纪律红线。

  作为村级党员干部监管主体的镇乡党委,必须切实履行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监管,及时扯袖子、咬耳朵,抓早抓小,避免出现类似张玉斌的违纪问题。

  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此为鉴,保持清醒头脑,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严守纪律底线,不踩纪律红线,真正将守纪律、讲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时刻牢记:谁敢把纪律和规矩当儿戏,谁就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党员领导干部也应积极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抓好班子、带好队伍。   (《中国纪检监察》 2015年第19期)







假机票曝出真问题

——辽宁省鞍山市总工会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79万余元,

10名领导干部被查处

案情通报

2015年9月29日,辽宁省纪委通报了2名厅级干部被“双开”和1名厅级干部被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的典型案例。其中鞍山市委原常委,市总工会原党组书记、主席韩文彬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被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而鞍山市总工会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的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经查,2013年至2014年,鞍山市总工会连续两年在未实际安排人员参加培训的情况下,用虚开飞机票等假票据的方式,套取培训费用共计79.389万元,分发给所属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经辽宁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免去韩文彬鞍山市委常委、委员职务,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按正处级非领导职务安排。鞍山市相关部门给予分管财务工作的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艾晓宇和未履行监督责任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邹永长等7名总工会党组成员,以及未履行财务监管职责的财务部部长贾秋萍、带头违纪的法律部部长王东伟2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鞍山市总工会除财务部、法律部以外的其他16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对鞍山市总工会违规发放的资金予以收缴。

事件回顾

辽宁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鞍山市总工会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是一起发生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期间的典型顶风违纪案件。

2013年4月,鞍山市总工会法律部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培训邀请,法律部部长王东伟安排副部长任桂红向财务部咨询外出培训费用报销事宜。2013年7月,王东伟经请示分管领导市总工会副主席钟晓同意,决定法律部不外出培训,按照中层正职以上干部每人500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人3000元的标准,用虚假发票套取2013年度培训费进行分发。

后来,王东伟安排任桂红在沈阳某航空旅游服务公司开具6张沈阳往返南宁的假机票,每张金额为4520元,合计2.712万元,并填写《经费使用申请表》,经钟晓签字同意、财务部部长贾秋萍稽核确认,并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分管财务工作的艾晓宇审批后报销,套取培训费2.712万元。法律部将上述钱款分发给钟晓及法律部5名工作人员。

辽宁省纪委调查组办案人员在调查期间了解到,在这笔费用发放时,曾有人提出疑虑:“现在风声这么紧,这么领取这笔培训费用行不行啊,会不会被举报?”

“应该不会!有部门分管领导的签字确认会保险些。”艾晓宇虽然知道有关部门没有真正外出培训,而是利用假票据套取培训费,但在部门分管领导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艾晓宇还是把这笔费用当作了提高大家待遇的“人情”,在审批时把关不严,没有严格审批。

眼见法律部用虚假票据套取了培训费用、尝到了甜头,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鞍山市总工会其余17个部门及鞍山市工人报社(市总工会下属事业单位)人员也有样学样,纷纷报销虚假飞机票、培训费票据套取培训费分发给个人。

鞍山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程斌分管着宣传教育部、经济技术部和劳动保护部,他也把分管部门的“培训费用”签字报销了。在谈及原因时,程斌表示,“当时虽有顾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但看到别的部门都办了,我分管部门不办,大家会对我有意见。”

2013年,鞍山市总工会各部门报销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40.232万元。2014年,鞍山市总工会“故伎重演”,再次报销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39.157万元。短短两年间,该单位套取培训费共计79.389万元。

查处情况

2015年4月,辽宁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鞍山时收到相关举报,反映鞍山市总工会18个部门通过虚报培训内容套取差旅费。

4月23日,省委第六巡视组将问题材料转给鞍山市纪委调查核实。5月初,辽宁省纪委会同鞍山市纪委组成调查组,对省委巡视组转来的举报件进行了调查核实。

调查组先后到鞍山市总工会机关、培训票据中所列的有关单位,采取调阅相关材料、报销凭证等方式,对市总工会会计账目进行了集中审计,并与115名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逐一谈话,进行调查取证,查明了鞍山市总工会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的问题。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时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韩文彬觉得自己“委屈”、“点背”。他表示,市总工会连续两年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分发给干部职工的事自己并不知情,班子成员之间也没有沟通过此事,他本人也未领取套取出来的培训费。直到2015年5月18日,鞍山市纪委到市总工会调查了解时,他才知道存在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问题。然而,无论他如何辩解,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对市总工会各部门连续两年套取培训费的问题失察,他就存在严重失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一点也不冤枉。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艾晓宇,分管财务工作,明知本单位存在使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的违纪行为,均予以审批同意,并领取套取的培训费,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按程序免去其在鞍山市人大、总工会、妇联中的领导职务。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钟晓,安排授意其分管部门首先使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并领取套取的培训费,带头违纪,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按程序免去其鞍山市总工会领导职务。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程斌,在明知其分管的部门使用假票据套取培训费的情况下,仍然予以审批同意,并领取套取的培训费,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邹永长,对违纪问题既未予制止,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反映,并且在明知其分管的部门使用假票据套取培训费的情况下,仍然予以审批同意,并领取套取的培训费,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按程序免去其鞍山市总工会领导职务,调离纪检监察工作岗位。

市总工会财务部部长贾秋萍,未履行财务监管职责,在明知其他部门使用假票据套取培训费的情况下,仍然审核通过并予以核销,并参与套取和领取培训费,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其财务部部长职务。

市总工会法律部第一个采用假票据套取培训费,法律部部长王东伟带头违纪,被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

鞍山市总工会用虚假票据套取培训费集体“沦陷”和韩文彬被降级的消息传出后,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法不责众、下属犯点事儿领导没有责任,这都是‘老皇历’了。对顶风违纪的行为,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纪律的‘高压线’万万碰不得呀!”鞍山市某市直部门一中层干部如是说。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年11月23日)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明确“六大纪律” 划出行为底线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六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大克,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谷春立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0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通报中,“干扰、妨碍组织审查”,“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进行钱色交易、权色交易”等聚焦“六大纪律”的行文措辞,与刚刚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要求高度契合。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条例》中。

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治本。此次修订《条例》,将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充分体现了党纪严于国法。在“分则”部分,将原来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十类违纪行为,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类,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

如果说《准则》重在立德,树立了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那么《条例》则重在立规,通过开列六类纪律等“负面清单”,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新修订的《条例》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果,有很多创新之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与原版相比,修订后的《条例》体例结构更加科学,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列举六大类违纪行为,使党员清楚了底线、明白了规矩;吸收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制度成果,将很多新形式的违纪行为纳入处分范围;删除与法律重复的大量条款。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修订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分则”部分从“十”变“六”,主要是因为原来版本存在纪法不分的问题,纪律的种类很多是按照违反国家法律的种类来设定的。“这次修订按照党的纪律要求分成六类,就是为突出党纪特色,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

“违纪行为从十类整合为六类,表面上看,对党员的要求似乎变少了,但实际上,新《条例》更加聚焦纪律本身,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的‘底线’要求更高了。”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介绍,比如说,过去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和严肃的责任追究,此次修订就针对该情况增加了相应条款。

在党的全部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管总的。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政治纪律。这次修订后的《条例》,把政治纪律排在“六大纪律”之首,所体现的正是党中央对党的建设内在规律的清醒把握。在《条例》第六章“政治纪律”的“负面清单”中,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

“未经审批持有因私护照、因私出国(境),上报清理‘裸官’不彻底”;“存在违规破格提拔、干部人事档案造假等现象”;“选人用人问题突出”……梳理今年中央第二轮专项巡视的“问题清单”,“违反组织纪律”成为多家被巡视单位的共性问题。

针对组织纪律松弛现象,《条例》专门增加了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等违纪条款,将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对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有关内容的修订,亦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如,在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在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生活纪律方面增加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条款。

“我们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过去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指出,《条例》是管党治党的一把戒尺、党员的基本底线和遵循,“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敬畏纪律,守住底线,防微杜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年11月10日)







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七

  近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一经公布,便迅速成为社会和舆论的焦点。其中,《条例》列为六大纪律之首的政治纪律更是引发热议。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新修订《条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党章中关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以及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更加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这是我们党作为先进政治组织的底线和要求。”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党史上第一部党章,便对政治方面的纪律作出明确规定。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政治纪律”一词,并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1929年,古田会议通过决议,针对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小团体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专门作出纪律规定。正是在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规范和保障下,我们党一路走来,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政治组织严密、政治纪律严明,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基因,也是长期执政条件下抗御风险、兴党强党的巨大优势和根本保证。”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严明党纪,必须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

  然而,目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思想麻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严肃指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2015年7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根据10月16日该网站通报的消息,周本顺被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修订的《条例》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并根据政治“破纪”现实情况,增加了一系列违纪条款。比如,其第五十二条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违纪行为进行了规定;第五十七条对“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等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作出规定;第六十一条对“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的行为进行了规定。

  “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将政治纪律作为‘六大纪律’之首加以具象化、清单化,让党员干部牢记一言一行的政治标准、政治底线,既是纪律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打造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的必由之路。”高波说。

  值得注意的是,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党的全部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管总的”,抓住了这个纲,就能纲举而目张。

  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政治纪律。所以,这次修订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通过严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带动其他纪律的执行。”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1月11日)







落实“两个责任” 用好“四种形态”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八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委分别印发通知,对各级党委(党组)、各级纪检机关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工作作出部署。

透过“动员令”,学习贯彻《准则》、《条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接下来,如何按照中央要求做好学习贯彻,推动法规落地生根,真正把党章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树立起来,将是对各级党委(党组)、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共同考验。

学习贯彻,首先是学。《准则》和《条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指引,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只有学深吃透,才能入脑入心。学习要趁热打铁、求真务实,不仅各级党委(党组)要部署好、组织好、指导好,广大党员也要主动学、认真学、结合实际学。

“史上最严纪律出台,怎么学?纪委邀您来‘点题’!”10月25日,广东省深圳市纪委推出问卷调查,就如何学习《条例》征求广大党员干部、市民群众意见。连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领导班子专题研讨、在媒体开设专栏等多种方式,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准则》和《条例》的热潮,为贯彻执行开了个好头。

然而,知易行难。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决不能只是“说说”、“写写”、“挂挂”,决不能“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必须在学深悟透的基础上,拿出实招、硬招、狠招,将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

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是各级党组织切实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落实主体责任,就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部署,把党的领导融入日常管理监督,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真正把纪律严起来、执行到位。

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也是纪委的分内之事。《准则》和《条例》为纪检机关履行职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重要遵循。纪委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做学习贯彻的表率;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进一步加强纪律建设;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坚持问题导向,是修订《准则》和《条例》的一个, 重要, 原则;贯彻执行,同样要坚持问题导向,用好问责这个有力武器。

今年9月,中央纪委转发了河南省委相关通报,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的教训,言犹在耳。前不久,中央纪委对近期部分中央单位查处的5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其中不乏因下属及家属赌博、因所在单位多次发生公款旅游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的事例。这些问题和教训充分暴露出,种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田,落实《准则》和《条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黄超在担任竹山县工商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期间,对工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刘继宏在乔迁新居、为其母治丧期间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礼金问题不仅不提醒、不劝诫,还带头参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7月15日,湖北省纪委公开通报5起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件。这些受到问责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如果能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所在单位的问题也许就能及时得到解决。

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是全党的事,全党一起抓、全党一盘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行动起来。制度的执行,关键在人。党员干部必须把自己摆进去,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自觉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以贯彻执行《准则》和《条例》的实际行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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